放下真实事件改编先不说，就看在大环境之下，如何令主人身份与奴隶身份置换，就能感到现实的无奈。高仁尼绝对的克制，让他辨别不出宋的身份，也还是这份克制让他不可能彻底了解异国的文化、不可能真正开展任何深入的工作。 宋的动机可悲，他将被迫的缘由和呈现的源头相结合，若有若无地解释着隐忍、含蓄文化究竟为何而来。这是一个西方导演常用的视角、常用的年代，它和其他反映此段时间的影片不同，立场鲜明也不惜自我批评。当然，串联电影的不是政治立场的隔阂、不是文化的差异，就是蝴蝶夫人亮像后，两个被迫的、抱有奴隶心态的人的悸动。